元，行社法，由五十家组织而成。

三纲中有两纲是涉及家庭道德的，在中国古代长期成为维系家庭社会的纲纪。在这样的情势下，如何理解道德与权利的对立？如何安顿道德与权利的对立？如何衷济道德与权利的对立？是人类首要面对的历史任务，更是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亟需解决的历史难题。

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说一直没有停止过，然而却收效甚微。另一句是饥寒起盗心，是指人如果衣食不保（基本的权利都没有了），有可能犯罪。而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庸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也充满了辩证法的精神。殊不知这种行为严重地损害了公众利益或国家利益，有些小区改造陷于停顿，有些城市道路半途而废，有些国家项目为此迁延。在现实世界中，也多有用权利以彰道德，用道德以兴权利的事例，前者如古人常说的修桥铺路，设立义仓等，现在有出资建校，捐款救灾等。

在执行过程中要保证钉子户的正当利益（按拆迁标准补偿），又指出其行为的违法性质，可以做到有法可依，合情合理。因此，我们在单独谈权利的时候，不仅要理解权利与人性的关系，还要理解权利与生产方式尤其是商品交换的关系，不仅要理解权利对社会的推动，还要理解权利引致的社会对立。另一层更重要的含义是，道德和权利自身的建设就是最根本的、最重要的，而人类对道德和权利的认识，不仅在不断地深化，而且要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人类为此倾注无论多大的精力都不为过。

当权利被侵犯，法律就要根据权利规范作出的一系列的法律规则和标准，来确定侵犯人的行为对哪些权利形成了伤害、伤害的程度等作出判断，进而作出处理的决定。更重要的在于，我们要重建的中华法系，一方面要大力吸收西法中权利本位的精华，一方面要继承中国古法中道德为重的传统，把二者统一于道之下。即使人们对权利的追求限制在社会允许的范围内，人们对权利的关注必然会削弱对他人的关爱，总体上消减道德的力量，人们对权利的追求越狂热，道德的退化就越迅速。对于那些无中生有、捕风捉影、造谣生事、恶意攻击的言行，不仅不能算作政治权利，而且还要根据其对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的程度，或予戒劝，或予禁止，或予惩罚。

如为权利讨价还价，那就是生意。被侵害人却没有自身的对立统一，自己的利益被侵犯。

在这些运动或政治革命中通行的还是阶级斗争的理论，针对的主要是领导阶层的官僚主义和蜕化变质分子。以人民为中心，意指所有的人，而不是以少数人或一部分人为中心，但自文明时代以来，人类就有了职业之分，阶层之分，阶级之分，而且在不同人群之间、不同人之间，都存在对立、矛盾、冲突，要在这样纷然对立的社会中兼顾所有人的利益，正确看待这些对立，处理这些矛盾，解决这些冲突，就需要一个群体出于公心，深谋远虑，执政清明。表达自由应该有一定的限度。这种认识中当然有合理的成分，但遗漏了不同阶级利益的兼顾或各种权利对立的制衡这一重要内容。

即使是法家的重要人物商鞅也说：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谈到对立面，有人可能会谈虎色变，对立，人们避之唯恐不及，怎么还要有意识地设置。习近平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抓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41]在这其中，忽视诉讼者的权利，只看到恶的对立，试图以暴制暴，以恶抗恶，用消灭或压制对立面的方式来谋求同一，事情表面上看是解决了，实际埋藏了更多隐患。

……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在西方中世纪，由于宗教势力的专横，由于封建领主的压榨，普通民众的经济权利都得不到较好的实现，就更谈不上什么政治权利了。

但目标只有一个，走中国自己的道路，使中国强盛，人民幸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让每个人的个人权利得到正当的实现，这是人性的普遍要求，也是人性的外在实现。

张载的民胞物与，渗透了万物一体、民乃同胞的淑世精神……我们说古代中国有素朴的社会主义思想，应该说可以成立。在《尚书·大禹谟》中谈到刑时，这样说：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时乃功，懋哉。为此，中共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了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中华法系的重建，当然不是古老中华法系的简单重复，这种重建的中华法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归属。以人民为中心不只是要兼顾人们的权利实现，更要培植人们的道德操守，我们才能有一个更为美好的社会主义。孤竹君之二子，虽然道德高洁（耻不食周粟），也要饿死在首阳山中。

我们还要看到，道德与权利又是相互依存的，且不说二者都是人性的外化，同处于一个生命体中，说二者是命运共同体并不为过。反之，中国自秦汉以来是大一统的国家，也可以说是大政府的国家，对人们的衣食住行、言谈举止多有关顾，管理国家的手段并非仅有法律一端。

以人民为中心的真正难处，就在纷然杂陈的社会对立中，兼顾每一个人的利益，使之在整个社会的矛盾统一体中得到正当的实现。这一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既是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否定，也是人心道心的逐渐适应，既是权利关系的日益繁密，也是法律制度的日臻完善。

正是因为人有这种非由外铄我的道德，人才有了之所以成为人的根本。[27] 详细分析参见方宇军著：《经济学的新思维》。

如因道德救民于水火，那就是赴义。如果认为无讼以求就是强制人们不要去打官司，或者为人们打官司设置障碍，使人们厌讼甚至惧讼，这也失去了无讼以求的真义。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进步，已经开始把劳动者逐出生产领域，这种趋势还会不断加强，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失业人口，大资本所有者和高智能人才的个人利得最大化会越来越强地挤压一般民众的个人利得最大化，两极分化继续加大，普通人的权利实现遭遇瓶颈，人们的道德与权利会迎来大的变化。在这个案子的整个执行过程中，执行申请人生怕开罪执行法院，只能对执行中的问题进行询问、催促、建议，但均未达到预期效果。

"《孟子·告子上》孟子这里把性善完善化了，省略了它的过程。[17]政治权利如同经济权利一样，是需要通过个人的努力（黑格尔所说的自由意志或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才能获取，未经过这样的努力享有的政治权利，只能是虚妄的。

会为了胜诉不惜作伪证，编造谎言，歪曲事实。我们要说，仍需要强调权利在法律中的地位，一则权利在法理上并没有完全辨析清楚。

对科技工作者更大程度上的奖掖，为中国经济积蓄不绝的优质动力。后者如古今皆有的为国家为民族为他人的利益赴汤蹈火、舍生忘死、见义勇为、精忠报国等。

这样的中华法系重建难道不值得我们倾力而为吗？! [1] 参见拙著：《中国传统的政治道路》，第三章，四，大一统。过去人们抱团取暖，相互关爱，增进着人们之间的道德关系。在主观意愿和客观现实的这种距离、这种矛盾，虽然不能由这种主观意愿来解决，但如果统治者或执法者抱有这样的意愿，在实际的国家治理中避免矛盾的出现，或注重矛盾的解决，使事物不至坠入恶的对立，不也算一种德政，不也是可期的吗？因此在中国，一直有一种无讼、息讼、甚至发展到厌讼、贱讼的法律文化。还是直面社会主义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开拓社会主义的新途径，让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进步，实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如果放任，不仅损害了公众和国家利益，还会产生联动效应，使以后的拆迁越来越难进行。当政治权力不受监督、不能校正，这种权力腐败就具有必然性。

在对立中，有差别之物并不是一般的他物，而是与它正相反对的他物。加之西方国家强调个人权利，忽略社会道德，发生恶的对立的机率大增。

其实，人们经济权利上的对立并非始自资本主义时代，它在人类文明时代的早期就出现了，在我们的论证中，正是因为这种经济权利的对立、冲突，才导致国家的产生、政府的形成，政治因此而兴，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类似的错误也出现在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中。